功甫帖事件打击投资者收藏信心

“徐谢之争”是由拍卖行引起的，这次的《功甫帖》真伪之争，同样也是拍卖行引起的，说明学术问题只要掺入了商业因为，就会变味。但这次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样，“徐谢之争”虽然诉诸法庭，但双方都很理性，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。但这次牵动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变成了社会问题，还把上海博物馆都牵涉了进去。我觉得除了刘益谦本人太过高调之外，社会上有很多人是在幸灾乐祸。

《功甫帖》事件会不会打击古字画收藏者的信心？

主持人：那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，拍卖行有没有错？

石金柱：在去年底钟银兰、单国霖、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公开指出《功甫帖》是“伪本”后，苏富比是这样处理的，声明在两个月内，如果有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持相同观点，刘益谦是可以退货的。其实以钟银兰在文博界的地位，已经足够达到苏富比的专家标准，况且中国的书法肯定中国专家说了算，上海博物馆还是馆藏苏轼书法最多的机构，当时刘益谦如果要求退货，苏富比肯定是给退的。

如果苏富比拒绝退货，他们也必须找到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，反证、驳斥掉钟银兰、单国霖、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的意见。但这不可能嘛，苏富比怎么可能找到更权威的专家推翻掉这三人的意见。所以当时我就已经说了，刘益谦的上策是退货，中策保持沉默，下策才是跟上博叫板，但他恰恰选择了下策。

主持人：事件发生后，苏富比也的确找来了很多专家参与讨论。

石金柱：苏富比找来的专家全是行家，他们的加入，只会把问题低端化，变成社会大讨论，这更没意义了。

为什么社会公众会这么关注这样一个学术问题？我觉得这跟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官、仇富心理有关，越是有名，就越想要把你拉下马。刘益谦就是太高调了，他应该表现得谦和一点，尊重专家的意见。

就像对新疆广汇集团孙广信收藏的500幅书画，现在有人估价只有3000万元，这怎么有可能，他手里一幅画当年就是在广东买到的，单是这张画已经价值3000万元。如果他的藏品总价只卖3000万元，我愿意加价一倍，6000万元买下来。

主持人：如果《功甫帖》是真迹，值不值5000多万元？

邝根明：当然值得了。纵观中国历代文人，堪以千古文豪称之者，非苏东坡莫属。《功甫帖》虽然只有几个字，但如果是真迹，那就是苏东坡作品流落在民间的唯一一件作品。

主持人：但如果真伪没有定论，这件作品以后的价值会不会打折扣？

邝根明：短时间内肯定没人敢接手了。但如果一旦被证明为真迹，那这幅作品以后肯定就是天价了，知名度太高了。

石金柱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《功甫帖》是真是假是说不清了。现在最可怕的是，突然再流传出一张一模一样的《功甫帖》，那这张《功甫帖》就彻底毁了。

主持人：事件会不会打击一些人投资收藏古代书画的信心？

邝根明：这是肯定的，古代书画本来就是真假难辨，高利润，但也高风险，所以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敢玩。这件事情之后，肯定会让很多原来打算进入古代书画投资收藏领域的人望而却步。

但话说回来，正因为古代书画真假难辨这才好玩，考验的是藏家的眼光，所以很多近当代书画的收藏家，最终都成了古代书画的终极玩家。

石金柱：最重要的，是市场不能助长此风，这种骨牌效应没有赢家，近期内对传统艺术品收藏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专家说法

鉴定古代书画 目鉴是主要手段

文物鉴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判别过程，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。当鉴定专家面对一件藏品时，会迅速把自己脑子里面存储的有关资料飞快地调集出来，然后跟这件藏品进行对比，这就是常说的“目鉴”。如果能从其中找到一处破绽，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该藏品不对。当然仅有“目鉴”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以考证为辅助。除了看，有时还需要听、摸、闻。徐邦达、谢稚柳、启功这些能够一锤定音的前辈，他们鉴定文物都是以目鉴为主，采取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方法。

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刘益谦出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鉴定，到底传统的“目鉴”准确，还是现代的“科鉴”有说服力？

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书画鉴定是一门专业的学科，科技检测能够出示强有力的科学证据，比如发现纸张的年份。如果声称宋朝的书法作品，纸张被检测发现是清朝年间的，那就能判断该作品是赝品。但反过来，如果纸张检测发现是宋朝的，并不能证明该作品就是真迹。所以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，最主要的依据还靠传统的‘目鉴’，‘科鉴’只能作为辅助依据，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，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。不过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，‘目鉴’仍是主导。”

新闻回放

《功甫帖》罗生门

《功甫帖》是苏轼写给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，至今已有900多年，在书画鉴定大师张珩的《张葱玉日记》、徐邦达的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中都曾有记载。

2013年9月，上海龙美术馆创办人、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，以822.9万美元(约5037万元人民币)拍得了《功甫帖》，并表示会在龙美术馆浦西馆的开馆展览中展出。

2013年12月21日，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、单国霖、凌利中三位研究员，在《新民晚报》公开指出《功甫帖》是伪作，而后共计14000字的研究文章刊于今年1月1日的《中国文物报·收藏鉴赏周刊》。其中，钟银兰、凌利中的《“从法帖中双钩”—析〈刘锡敕〉〈功甫帖〉墨迹钩摹的性质》，对“双钩廓填”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进行梳理，将《功甫帖》作为论述的一个重点案例；而单国霖则以《苏轼〈功甫帖〉辨析》一文，提出《功甫帖》为摹本。三位研究员通过案例比照，从此件《功甫帖》的书写方法、印章等角度上提出疑义。

此举引发了大范围内的《功甫帖》真赝之辩。各路研究人士各抒己见，如书法大家章汝奭等认为假；藏家陈萧羽、朱绍良等则论证其真。

1月13日苏富比也发表报告，论战《功甫帖》为真迹。这场论争貌似已成为博物馆派与市场派之辩。

此后，上海藏家颜明在1月底以长微博形式发文，称拍卖之前刘益谦曾问其意见，颜明请教上博与故宫专家，“一致看假，并认为伪作水平不高，提了几点看假的理由”，但转达刘益谦后，刘并未联系专家听取意见，而是坚持拍下。

2月18日，刘益谦携《功甫帖》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，没有回应颜明的说法。只是在会上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现场，试图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专家指《功甫帖》为“清代双钩廓填伪本”的结论。

一时间，社会再次将视线聚焦《功甫帖》。除了这件藏品本身的真假之外，博物馆专家在社会文物鉴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，学术研究与市场规则的界限何在，以及是否应成立权威鉴定机构来解决文物鉴定、尤其是古代书画鉴定的困局等话题更是引发了热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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